文献学入门之三：读书既要注意校勘，又不可轻意妄改
《吕氏春秋·察传》说：
子夏之晋，过卫，有读史记（古代泛称记载历史的书）者，曰：“晋师三豕涉河。”子夏曰：“非也,是己亥也。夫己与三相近，豕与亥相似。”至于晋而问之，则曰，晋师己亥涉河也。”
因为史记书写有误，而那位读史记的人又不注意校勘，这才出现了“晋师三豕涉河”的笑话。读书不注意校勘闹出笑话是屡见不鲜的。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也提到一件事：
江南有一权贵，读误本《蜀都赋》，注解“蹲鸱，芋也。”乃为“羊”字。人馈羊肉，答书云：“损惠蹲鸱。”举朝惊骇，不解事义。久后寻迹，方知如此。
所谓校勘就是校正书籍中的错误，那么书中常会出现哪些错误呢？王念孙《广雅疏证·序》说：“是书之讹脱久矣，今据耳目所及，旁考诸书以校此本，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，脱者四百九十，衍者三十九，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，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，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。”可见书面材料在流传过程中大致会出现四种错误：
一是讹，就是将原稿的字弄错了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说山东人刻《金石录》，不知道李清照《后序》所署写作时间中的“壮月”出于《尔雅》，是八月，而改为“牡丹”。把“壮月”改成“牡丹”就属这种情况。
二是脱，就是将原稿的字句漏掉了。有时漏掉个把字，有时因脱简脱页漏掉很多字。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谈到：“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《酒诰》脱简一，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简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；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；文字异者七百有余，脱字数十。”
三是衍，就是窜入原文没有的字句。例如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赞》有“扬雄以为；靡丽之赋，劝百风一，犹驰骋郑、卫之声，曲终而奏雅，不已亏乎？”诸句。司马迁去世三十三年，扬雄才出生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怎么会引用扬雄的话？原来这几句是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赞》中的话，后人不慎，将其窜入《史记》。
四是错乱，就是将原文字句弄颠倒了。如清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谈道：“《论语·季氏篇》：‘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’按：寡、贫二字，传写互易，此本作‘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’。‘贫’以财言，‘不均’亦以财言；不均则不如无财矣，故‘不患贫而患不均’也。‘寡’以人言，‘不安’亦以人言；不安则不如无人矣，故‘不患寡而患不安’也。《春秋繁露·度制篇》引孔子曰：‘不患贫而患不均’，可据以订正。”
▲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
为了克服书面材料中所出现的这些错误现象，学者们都特别强调在读书时要进行校勘，如清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自序中说：
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，欲读书必先精校书，校之未精而遽读，恐读亦多误矣。
既校始读，亦随读随校。
现代著名学者陈垣也在《通鉴胡注表微·校勘篇》中指出：
校勘为读史先务，日读误书而不知，未为善学也。
那么怎样校勘呢？
最可靠的方法是对校，也即把所要校的内容同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比勘。如清吴承志《校管子书后》所说：“有可据善本校改者，有可据古本校改者，有可据注文校改者，有可据本书校改者。”总之，采用对校需要有文献依据。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自序中谈到自己校勘时说他“购借善本，再三雠勘。又搜罗偏霸杂史、稗官野乘、山经地志、谱牒簿录，以暨诸子百家 、小说笔记、诗文别集、释老异教，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，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，尽取之以供佐证”。宋代洪迈《容斋四笔》卷二曾举一例：“曾纮所书陶渊明《读山海经》诗云：‘形天无千岁，猛志固常在。’疑上下文义若不贯，遂取《山海经》参校，则云：‘刑天，兽名也，口中好衔干戚而舞。’乃知是‘刑天舞干戚’，故与下句相应，五字皆讹。”
还有一种方法是理校，即未用文献资料作为依据，而用推理方法来进行校勘。王国维采用过这个方法，他在读《李文饶文集》的题跋中说：“辛酉（1912年）冬日读一过，恨无别本可校，以意改正讹字数百，又更定错简两处，至为快意。”采用这种方法最有名的例子当推清段玉裁校《说文解字》。张舜徽曾经取段氏没有见到过的唐写本《说文》木部残卷同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相校，发现段氏所改的字十之八九同唐写本相符。
▲陈垣与《校勘学释例》
但是正如陈垣《校勘学释例》所说：“此法须通识为之，否则卤莽灭裂，以不误为误，而纠纷愈甚矣。故高妙者此法，最危险者亦此法。”举个例子说吧，宋黄朝英《靖康缃素杂记》记载韩愈的儿子韩昶见到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，以为一定是金银车，便把“根”字全改为“银”字。其实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写得很清楚：“金根：车名。殷名乘根，秦改曰金根。”所以说学力不够，采用理校的方法，往往会产生新的错误。宋彭叔夏在《文苑英华辨证》的自序中说：“叔夏年十二三时，手钞太祖皇帝实录。其间云：‘兴衰治□之源’，阙一字，意谓即是‘治乱’。后得善本，乃作‘治忽’。三折肱为良医，信知书不可以轻改。”
可见，我们读书既要注意校勘，又不可轻意妄改，没有把握的就只得暂付阙如。
>摘自徐有富《文献学研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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